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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作为原来的兰芳警备区的副司令员。且还自认为功劳比起余扶忠和韦普成都还要大了一些的石达英，却开始了原地的踏步，仅仅只是得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他看上眼儿的兰芳特别军区参谋长的职位。至于军衔。也还是在又一年之后，才“磕磕绊绊”地由上校晋升为了少将。

    尤其让石达英感到怒火中烧的，则是新来就任兰芳特别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郑玉阳、范立川，当然，还有另外的那一位杨辅清副司令员。

    这几个人能够骑在自己的头上靠的是什么？

    前两个不就是靠他们有个好出身吗（郑玉阳和范立川都出身于红军教导旅，一个是二团的团长，一个是三团的团长），不过都是林海丰的得意门生而已。

    至于后面的那一个，就更不用提了。一个曾犯下过大罪的，被劳动改造过了好几年的东西。因为有个好哥哥杨秀清，也他娘的照样青云直上。

    就像汪海洋一样。到了去年，石达英感到那个被自己企盼已久的“官运”，才终于姗姗地来到了。

    这一年的七月，石达英被提升为了兰芳特别军区的副司令员，并仍兼任着军区的参谋长。

    当然，对于石达英来说，这姗姗来迟的一个小小的副军级，那是相当地难以令他满意的。

    而他的这种狂妄的野心和极度的不满的全面爆发，则是在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开始之后的今年的七月。

    七月，石达英进京参加红军的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会议。

    这次会议由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玉成主持，其议程，则是部署文化革命进行中的红军的工作。即，务必保持军队的稳定，务必坚持不干涉并不介入地方的运动。

    然而，对于石达英来说，有关这一次进京所参加的红军工作会议的整个内容，根本就没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任何的记忆，而能够让他刻骨铭记的，却是他在与政务院总理洪仁玕的几次私谈中，所获得的所谓营养。

    其实，石达英的升迁之所以慢了一些，根本原因既不是他的功劳和能力比谁不如，恰恰相反，他的能力那是已经获得了红军最高领导层的认可的。

    只是因为他是石达开的亲属，在石达开的数次“干涉下”，石达英才会被安排在军区参谋长的这个重要职位上，继续地进行一下磨练。

    但可惜的是，在急于要把手伸向军队的洪仁玕那里，石达英所得到的信息，却是在他的升迁之路上，很不幸地有了林海丰这块巨大的绊脚石。

    就像在与石达开的无数次交谈中，总是会埋怨现在的国家的政府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干什么都得要看看党，也就是郑南和林海丰这两个婆婆一样，再石达英这里，洪仁玕依旧是老生常谈，替石达开抱屈。

    石达开是谁呀？

    那是咱们的国家主席，宪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工农红军的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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